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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天瑜:守望中華文化的燦爛星空

來源:通化市紀委市監委 發布時間:2016-02-16 15:08 字體顯示:

馮天瑜,1942年生,湖北紅安人,著名文化史家、近代史家,現為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馮天瑜先生家學深厚,自幼浸潤在古今中外的文史典籍中,而立之后,漸以中國文化史為主要專攻方向。馮天瑜先生倡導從文化生態入手,考察中華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展脈絡,構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文化史學。從1990年至今,先后出版《中華文化史》《中華元典精神》《“封建”考論》《中國文化生成史》等多種著作。如果說《中華文化史》是一位中年學者厚積薄發、銳氣潑灑的作品,那么在71歲高齡出版的《中國文化生成史》則凝聚了一位中華文化守望者近半個世紀的深沉思考。本報記者近日就此采訪了馮天瑜先生,以下是文字實錄。W020160215382761245422

? ? ? ?筆耕不輟,古稀之年探索中國文化生成機制

  記者:您在大學學習的是生物學,為什么后來轉行從事歷史研究呢?

  馮天瑜:我從小就在文科方面比較有興趣。我父親馮永軒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第一期畢業生,師從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師,他的畢業論文《匈奴史》就是王國維先生指導的。我母親張秀宜在湖北省圖書館工作,我在圖書館生活了十年,從9歲一直到18歲,那時我就通讀了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我父親在1958年被劃成“右派”,1960年高中畢業前夕,我的三哥被打成了“反革命”,像我這種政治條件,那不可能錄取到什么好大學,所以當時沒有考大學的意愿。后來是班主任動員我考,但志愿是我隨便亂填的,這樣就考上了武漢師范學院的生物系。我在念大學的時候一多半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閱讀文史名著上,慢慢傾向于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學期間發表文、史、科學散論多篇。1979年,我有一次選擇專業的機會,那時文化史還是冷門,但自己對文史哲都有涉獵,稍長于綜合,所以就選擇了可以總攬各種觀念形態的文化史作為專攻方向。從自己的愛好和注意力所在而言,我覺得從來沒有轉行。

  記者:您在1990年出版了《中華文化史》,可否認為這本書是1980年代“文化熱”的產物?

  馮天瑜:我不贊成“文化熱”、“國學熱”一類提法。文化、國學都不是一時之“熱”可以成就的,何況1980年代的文化討論和當下的國學講習都只在小范圍展開,置之社會公眾而言,談不上“熱”。不過,1980年代文化討論的全過程我都參加了,包括幾次文化問題的論戰和湯一介先生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舉行的一些活動,還在80年代中期出過《中國古文化的奧秘》《明清文化史散論》等幾種文化史著作。198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希望我寫一本中型中國文化通史,因為規模太小說不清內涵豐富的中國文化,但也不主張搞多卷本,我就帶著兩個學生一起編纂《中華文化史》,導論、上編、結語是我寫的,下編是何曉明、周積明合寫的。

  記者:當時怎樣寫成這本原創性非常強的著作,應當說你們可以參考的成例很少。

  馮天瑜:我寫每一種著作的時候,基本上不看同類的書,當然這不見得是可以推廣的經驗。我寫《中華文化史》時,完全不看柳詒徵先生、陳登原先生的《中國文化史》,他們的書我寫完后才看。后來有人將幾種文化史論著作比較,發現《中華文化史》思路、結構、筆法是獨特的。我寫作一貫的路數是一慢二快三慢。所謂一慢,是材料收集、基旨提煉、結構形成歷時較長,一般需要數年以上。所謂二快,是材料初備、思路大定之后,就凝神聚氣,全力寫作,在較緊湊的時間內一氣呵成,以求得思文貫通,防止支離。所謂三慢,是完稿以后,從容修訂,反復錘煉,起碼一年,有的幾年以上。

  記者:《中華文化史》就經歷了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可以說是改了又改,為什么2010年您又起意要寫《中國文化生成史》呢?

  馮天瑜:《中國文化生成史》一些基本的想法在《中華文化史》上編有所涉及,但有待拓展。我著意探究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隨著現代化建設的推進,中國文化的價值日益昭顯,它對我們的牽制也看得更清楚了。這些問題的闡發與開掘,都有待于對文化生成機制進行深入剖析,所以就決心寫這本書。

  記者:《中華文化史》和《中國文化生成史》這兩本書是中國文化史學的扛鼎之作,在您看來,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什么?

  馮天瑜:中國文化是尊天、遠神、重人的。中國人說的天,既指自然,也指宇宙與人間的主宰。中國人說的天,和《圣經》里面的上帝不一樣,它不是一個有明確形態的人格神。中國文化沒有否定神格,但是將它虛置起來,不作深究,但對于人有高度的肯定,強調人在宇宙間的核心地位,《禮記》就說“人者,天地之心也”。

  當然,在中國文化中,天與人不是截然兩分的,而是彼此契合的。這種觀念就讓中國文化的主體避免走向宗教,而有很強的世俗性。這和希伯來文化、印度文化有很大區別,希、印兩種文化都說有一個彼岸世界,人死之后可以在彼岸世界得到解脫,中國文化強調的是要在此岸世界建功立業,它的終極關懷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在現實生活中,中國文化是一種“重德求善”的文化,跟“重知求真”的希臘文化有所區隔。倫理在我們文化中的地位,可以說是精神支柱,某種意義上與歐洲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有類似的作用。這種重視倫理的文化,將人推尊到了很高的地位。但要注意,中國文化并非尊重個人價值和個人的自由發展,而是強調人對宗族和國家的義務,強調經世致用,所學要能治國平天下。

  中國文化還非常重視歷史,這也是我們中國文化重視人的價值導致的。我們有非常悠久的修史傳統,而且很早就產生了“鑒往知來”的觀念,把歷史和未來溝通起來了,“向后看”之中就包含著“向前看”的因子,這不是保守消極,而是積極發揚歷史的前瞻性作用。

  破解“官商旋轉門”,才能實現政治清明

  記者:我注意到在《中國文化生成史》中,您對文化生態的理解,在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的基礎上,新增了政治制度這個因素。

  馮天瑜:為什么一定要把政治制度專門拿出來說呢。首先,人類跨入文明門檻之后,政治生活在整個文化生態中處于樞紐地位。第二,就中國文化而言,它的政治要素又顯得格外重要,中國文化關注最多的還是政治和倫理問題。倫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化,政治問題也在很大程度上倫理化。政治和倫理是雙向互動的。中國很多思想家關注的核心問題在這塊里,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也往往集結在這里,所以我就把它凸顯出來,形成一個專門的部分。

  記者:您認為“周制”和“秦制”是傳統中國的兩種政制類型,我們今天還能用“周制”和“秦制”的眼光來評斷當下的體制嗎?

  馮天瑜:有些學者用分權的“周制”、集權的“秦制”來比附、考量現行體制的利弊得失。這有一定的歷史借鑒意義,但不宜簡單比擬。“周制”和“秦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兩個基本脈絡,但這二者不是截然兩分的,如果說儒家更靠近“周制”一些,法家更靠近“秦制”一些,兩漢以后,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儒表法里的結構,周制秦制混用。戰國七雄為什么是由秦來統一中國?因為秦制的那一套辦法便利于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這對中國來講是需要的。但是僅僅靠“秦制”也不能很好的治國平天下,所以必須發揮“周制”的民本主義和分權因素。在中國歷史上,凡是“周制”“秦制”結合較好、較為均衡的時候,就是一個相對政治清明、國家安泰的時候。當然也有一些外部條件的制約,比如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不是能抵御得住。到了近代,西方現代政治文明開始影響我們,在“周制”“秦制”之外,還要加上“西制”。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很豐富的,或者說是很復雜的基礎上創造我們今天的政治文明。如果這樣來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些。

  記者:中國文化有很強的政治性,而且它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比如我們中國人今天還是以做官為最大的光榮。

  馮天瑜:是這樣的。中國在官員的選拔上頗有優長,比較早從貴族政治過渡到官僚政治,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突破貴族政治的桎梏,到秦漢已經是官僚政治占據主導地位。官僚與貴族的根本差別就在于,貴族是世襲的,他不靠自己的本事就能當官,而官僚是由中央集權的政府,通過一定的方式,如漢代選舉制、隋唐以降的科舉考試,從民眾中選拔出來的。從總體上看,官僚政治比貴族政治先進一些,貴族政治不僅會帶來特權的固定化,而且會消弭行政效率。為什么中國能夠創造世界上特別輝煌的古代文明,為什么我們可以修長城、開大運河、編《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派出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艦隊下西洋,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而這個大一統的國家是通過中央集權下的官僚來統治的,不是通過割據貴族來統治的。

  但是在中國的官僚政治體制下,官員的地位太高,處于社會的決定性地位,特權油然而生,社會形成“官本位”的觀念。做官與否、官階高下成了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和人生價值的標準。大家都把做官看成是無上的尊榮,熱衷攀附和崇拜權力,社會地位及權利配置均套用行政級別。你看我們今天有“科級道士”“處級和尚”“部級校長”之類的設置,這就是“官本位”傳統的影響和張大。

  我還想談一下這種體制對我們教育的影響。中國人喜歡講“學而優則仕”。科舉制度問世后,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被稱為“正途”,其他的都不是正途。雖然科舉考試只能錄取很少讀書人,但它是整個社會的指揮棒,沒有文化的老百姓,也希望自己的子弟刻苦攻讀,這樣才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過讀書攀登到社會的上層,這是中國人非常強勁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的好處是重視教育,但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在思維方式上特別功利,現在社會上出現的很多問題,都跟這個有關。

  記者:官員與商人這兩種身份很容易糾結在一起,形成您說的“官商旋轉門”,您認為怎樣才能破解這一旋轉門?

  馮天瑜:“官商旋轉門”就是權力與財富的交換通道,官員以公權贏得私財,這是產生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典型的例子就是和珅,嘉慶皇帝抄他家的時候,一共把他的家產編了109號,前26號估價就有兩億多兩白銀。和珅是“依貴得富”,還有人是“由富而貴”,比如伍秉鑒這個人,他是廣東十三行怡和行的行主,鴉片戰爭爆發前,他的家產達2600萬銀元,相當于清政府半年的財政收入,他捐巨資換三品頂戴。

  “官商旋轉門”古今中外都有。今天我們要破解它,德治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是對于已經進入官員隊伍中的人,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基本上已經定型了,光靠道德教化是不行的,還是要靠制度。我們應該很認真的系統研究古今中西都有哪些經驗可供我們借鑒,中國古代在監督官員方面有很多方法,西方因為進入現代文明的時間比我們久,積累了不少用民主與法治防止官員貪腐的方法。我覺得今后中國最根本的兩個問題,一是經濟發展,一是政治清明,要想比較好的解決這兩個問題,非破解富貴結合、富貴轉化的“官商旋轉門”不可。

  從政為官,目標是為國為民建功立業,而不是借官位發財。我們的制度應當把“升官”為“發財”的人從官員隊伍中清除出去。

  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價值,我是謹慎樂觀的

  記者:現在復興中華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對此您怎么看?

  馮天瑜:總的看法是,對傳統文化須加辨析,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全盤推倒和照單全收都是不對的。中國有很多問題的解決,有賴優秀傳統的弘揚,但并非是傳統文化的簡單招回,而需要創造性的勞作,包括古今轉換和中西涵化。

  記者:您研究過中華元典精神,能否簡單解釋何為元典精神?中華元典精神對今天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有什么作用?

  馮天瑜:元典這個詞是自創的,現在已經被普遍采用了。我把元典定義為具有深刻而廣闊的原創性內涵,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歷史上長期發揮精神支柱作用的經典。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也就是公元前6世紀前后的幾百年間,人類幾個重要的文明民族都各自獨立創制了自己的元典和元典精神,比如希伯來《圣經》,印度《吠陀經》,希臘群哲論著,中國“五經”及諸子書等。這是人類精神的一個軸心,后來就繞著它進一步運行發展。

  人類文明的發展,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元典精神是綜合的精神,它用整體的思維來看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后來人類走向近代文明,分析—實證思維占了主導,造就了工業文明,工業文明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積累了很多問題,我們今天把它叫做“現代病”。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今天要借助在軸心時代產生的元典精神,尤其是講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合和融通”的精神,來克服現代病。

  記者:現在有很多人倡導讀經,但讀《三字經》《弟子規》這類蒙學經典的人多,讀《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這類元典的人少。

  馮天瑜:千萬不要把蒙學書當成元典來讀。它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末梢的東西。我不是說它不好,它通俗表述了中國文化的某些精髓,比如《三字經》開篇就說“人之初,性本善”,這是思孟學派的主張,但是如果我們把人性論簡單地理解為性本善,這也有很大的偏頗。黑格爾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性惡論比性善論更深刻。人在追求基本欲望的滿足時,一定有排他性、競爭性,這就是惡。正像恩格斯所說的,惡是歷史進步的一個重要杠桿,沒有惡這一杠桿,人類很多文明形態發展不起來。我并不主張性惡論比性善論更高明,但如果我們僅僅只記住“人之初,性本善”,是解釋不了人類文明很多復雜現象的。

  另外,中國儒學后來是以思孟學派為主流,但不要忘了還有孫荀學派。荀子就強調人性本惡,但他不是鼓吹惡,善是要通過“偽”也就是人為來做到的。荀子最后落腳到要對人進行道德教化,引導人們向善,這是很好的思想。僅就人性論而言,性善論與性惡論都有深刻的內涵,我們不能將兩者決然分開來看,也不能只講一面,不講另一面。

  記者:請分享一下您讀元典的經驗。

  馮天瑜:我的讀書經驗,不足為訓。就知識系統形成而言,并不是從讀元典發蒙的,而是少年時代從泛覽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開始的,故學博而欠深。至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我父親剛摘“右派”帽子,心情稍微寬松一點,幾個寒暑假給我講解《論語》《孟子》和《史記》。父親手不持書,不僅能背誦經文,還對各種疏注信手拈來,并聯系古今史事,評析議論,我邊聽邊記,偶爾問些問題。我是在父親的指導下開始閱讀經典的。若論元典,我比較熟悉以上三書,有此基本,其他古典讀來就不是太困難。以自己的體會提點建議:如果想在經典方面有一定的素養,還是要精讀一經,再旁及其他經典。而對經典的理解必需廣博的文史知識,故少時十年的泛覽中外文學名著和史地書是大有裨益的。

  記者:中華文化經歷了很多苦難,尤其在近代,對它的質疑與批判很多,但中華文化沒有消亡。您認為是什么讓中華文化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馮天瑜:中華文化是全球第一代原生文化里非常少見的沒有中絕而且至今還充滿活力的文化。我覺得就它本身的精神而言,有兩層精義最重要,一個是自強不息,永遠奮力前行;一個是厚德載物,包容萬象,異文化(如古之佛學,今之西學)來了之后,雖然也發生沖突,但中華文化能夠接納消化,以壯大自身,這是它能長期延續的原因。

  另外,中國很早就形成了民族共同體,這點非常重要。蘇聯解體除了政治經濟制度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從沙俄到蘇聯沒有形成民族共同體。中國不是這樣,自古既講“華夷之辨”更講“華夷融會”,自周秦以來,走向同文同種的大民族共同體,而且有同一的倫理道德,比如說仁義禮智信等等。但這個共同體要有多元的活力,費孝通說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這個提法比較符合實際,也比較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包括中國文化的現代轉換,持謹慎樂觀的態度。所謂“樂觀”,因其有希望、有前途。所謂“謹慎”,因為面臨困局和挑戰甚多,我們要前進,但不能急于求成,要有耐性,堅忍不拔,持之以恒。(記者 易舜)

責任編輯: 網站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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