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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靡之始 危亡之漸

來源:通化市紀委市監委 發布時間:2016-02-03 10:03 字體顯示:

我們一定要牢記“奢靡之始,危亡之漸”的古訓,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6月18日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奢靡之始,危亡之漸”出自北宋歐陽修等編撰的《新唐書》中的《褚遂良傳》,為唐朝政治家、書法家褚遂良向唐太宗的諫言。意思是:奢靡的開始就是國家危亡的征兆。

  在古羅馬的一些繪畫和石刻中,經常有一些身著絲綢的人物。西漢時期,中國絲綢通過絲綢之路經安息進入古羅馬帝國,以其質料柔軟、流光溢彩征服了羅馬人的心,皇帝穿著絲綢進入斗獸場,貴婦人以身著絲綢為美……由于安息人對于貿易的阻撓,漢代絲綢輾轉到羅馬后被炒到了一磅生絲12兩黃金,翻了數百倍。羅馬為了進口絲綢,流失了大量黃金。博物學家普林尼和哲學家塞內加都曾指責中國絲綢,將其視為國家衰敗的象征。羅馬元老院多次通過禁穿絲綢的法令,但屢禁不止。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羅馬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過分探求絲綢等東方奢侈品。

  “絲綢亡國論”這個顯得荒謬的論調,引出的是如何看待并引導社會風氣的問題。人是一種奇妙的動物,上半身是神,卻又長著一條猴子尾巴。人生而自由,卻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奴役之中。人有向善的沖動,卻又無時無刻不在抵御著誘惑和沖動。人生是在“人生得意須盡歡”的“快樂原則”和“小心駛得萬年船”的“安全原則”之間保持平衡。人性提升的向度,一是“自誠而明”,人非生而能賢,朝聞道夕死可也的賢人是極少數;二是“自明而誠”,靠后天的學習和社會引導。對于每一個普通人而言,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需要付出一輩子的時間去修煉,才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被社會的風尚和習氣所導引。社會和人一樣,“澆風易漸,淳化難歸”,并且風成乎上、取法乎下,風氣會自上而下傳播擴散,一個執政集團的價值取向,會成為爭相效仿的風尚。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記載了帝國衰亡前夕的社會心態,“在一片安居樂業的景象中觀察到暗藏著的衰敗腐化因素……人的頭腦都降到了同一水平,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甚至連尚武精神也煙消云散了……他們過去那些最勇敢的領導人的后代,全部安心于做一個普通子民和公民。最有抱負的人都往皇帝的宮廷或衛隊里擠,被拋棄的一些省份,逐漸失去了政治力量或凝聚力,不知不覺中人人只顧自己過著懶散閑適的生活。”這似乎證明對于絲綢的憂慮并非杞人憂天。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中國歷史上有無數這樣的箴言警句,是對歷史進程的沉痛總結。每個成熟社會都有類似的調節機制,或獎勵農耕,或教化鄉里,或開放公共職位,在保障階層流動、避免貧富差距拉大的同時,也植入了健康質樸的生活方式。一個國家和民族若沉溺于奢靡享受,自然會衰退了尚武、開拓、務實的精神,不勞而獲、扭捏作態、耽于物欲等心態成為主流。一個理想國家絕不會放縱國民的欲望支撐,否則就像科幻電影里所展示的,不需要治國理政,發明些營造幻覺的藥物就好了。

  中國歷朝歷代都很重視政風對民風的引導,開國君主尤其善于總結前代覆滅的教訓,盡可能地克制享樂的欲望,拒絕繁華和虛榮,“以實心行實政”,以儉樸的行為垂范世人、教化民眾。唐貞觀二年,公卿啟奏因夏秋之際宮中卑濕,可“營一閣以居之”。太宗回應說,我雖有氣疾,怕潮濕天氣,但“若遂來請,糜費良多”,當年漢文帝將建露臺,一算要耗費十家之產,就打消念頭,我德行不如漢文帝,“而所費過之,豈為人父母之道也?”群臣固請再三,太宗竟不許。明太祖朱元璋更是極端,江西的陳友諒將自己的鏤金床獻給他,朱元璋氣憤地說:“一張床便如此窮奢極侈,國家何以不亡!”命大臣將床毀掉。朱元璋所用車、轎及其他日常用品,按例應當飾金,一概以銅代替,營造居室以樸素為美,不加彩繪。在這些君主的倡導之下,從政府到民間,天下人莫不克勤克儉。

  隨著時間推移,一個朝代的經濟逐步走向繁榮,“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物質積累逐漸豐富,社會風氣也會潛移默化,奢侈享樂的沖動潛滋暗長,成為朝野的通病。當然,這里面的原因不能簡單用人性的快樂原則來解釋,還包括財富集中、投資渠道、信用危機等經濟學因素作用在。但風氣一定會起到重要導向作用。宋代是最具現代氣質的朝代,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甚至可以很霸氣地用歲幣來買斷和平,然而宋代又是中國歷史上最積貧積弱的朝代,原因之一就在于進取精神的喪失。宋代名相寇準,用燒蠟燭代替柴火做飯;即便在南宋偏安之后,錢塘江畔也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難怪“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明代中后期也是享樂主義盛行,人人沉溺于感官世界,熏香、斗茶、說書、聽戲、歡宴,把健康的生活情趣推向極致,便成為一種文化的矯揉造作。本來用于書法的墨,竟然在嘉靖年間成為奢侈品,江南墨工羅龍文用麝香粉、玉屑、金、珍珠、鹿膠配以藤黃、雞白、犀角等藥材,鑿出了號稱“墨中尤物”的羅墨,時價炒到一兩價值一斤馬蹄金,竟然還買不到真的。

  《國語》說:“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驕奢淫逸、好逸惡勞的風氣之下,社會自然陷入醉生夢死的幻象,人人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喪失了進取精神。與之相應,社會關系也貨幣化、利益化,鄉里之誼、親情之愛都被經濟利益和功利主義所取代,社會成為散沙一盤。所有人都咒罵腐敗,抱怨著世風日下,又都成為奢靡腐敗行為的迎合者和參與者,沉溺于這種風氣無法自拔,官怨與民怨交織,陷入了無法難解的歷史之結。當一個時代陷入精神危機,不待外敵入侵,就已然亡國在先了。

  西方思想家如赫爾德、黑格爾曾經指責中國歷史沒有進步,只有朝代更迭。此話帶有種族偏見,但歷朝歷代的風氣往往就是奢與儉的交替循環。新王朝萬象更新、百廢待興,鼓勵農耕生產,與民休息,朝氣蓬勃;然后就是發展興旺,催生出不肖子孫,醉心于奢靡享樂,世風漸壞,雖或有中興之主有心匡正,然尾大不掉、積重難返,國家終于難逃覆亡的命運。三國演義中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隱隱道出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古往今來,多少強盛一時的民族,沉溺于懶散閑適,最終走向了衰敗。今日西方所經歷的金融危機,既是信用的失敗,也是風氣的頹敗。高福利國家政客為謀取選票作出虛假承諾,放縱了國民不勞而獲的消費主義欲望,最終沖垮國家所能控制的堤壩。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洞察了奢侈與節約的經濟學本質,對浪漫主義以揮霍推動生產的幻想予以批判;同時也承認消費與生產的關系,從而避免絕對節約論的裝腔作勢。更重要的是,擺脫奢與儉二律背反的出路在于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勞動,避免“擁有越多”帶來的生命外化、物化、異化。生命與人性不能用貨幣和財富補償,也不能靠欲望滿足。人改造客觀世界最終要實現內在本質的提升,每一次進步都是人自身的發展進步。既要保持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要提升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給出的答案。(艾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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