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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機時代西方社會腐敗的特點

來源:通化市紀委市監委 發布時間:2015-11-27 08:37 字體顯示:

  從2008年至今,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未盡,很多西方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復蘇依然乏力。這場深刻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危機與腐敗存在著無法割裂的內在聯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指出,貪婪和腐敗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學者甚至將此次危機稱為“人類史上最大的腐敗”。經濟增長緩慢、改革舉步維艱、民怨不斷積聚的西方社會,其腐敗形勢以及民眾對腐敗的態度正發生著一系列深刻變化。

  寡頭政治的系統性腐敗風險日益顯現,民眾對體制的疑慮和不滿加速積聚

  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近期發布的一項研究指出,美國事實上已經淪為寡頭政治的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小伙人手中。該研究通過對1981年至2002年間實施的近1800項政策進行對比后發現,美國的政策走向實質上由精英階層牢牢把控,普通民眾沒有發言權。美國理論界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也曾指出,美國民眾其實生活在某種形式的寡頭政治體制中。

  “華爾街-華盛頓走廊”是美式寡頭政治的一個縮影,也是美國系統性金融腐敗的幕后黑手。麻省理工學院西蒙·約翰遜教授與經濟學者郭庾信合著的《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揭示了政商大佬們如何暗地勾結,不擇手段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卻將美國以至全球經濟推向崩潰邊緣的全過程。書中列舉了華爾街腐蝕華盛頓的幾種“秘密武器”。比如,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控制國會。資料顯示,1998年至2008年間金融部門分別花費了17億美元、34億美元用在競選和游說上,其中大量資金流向諸如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眾議院金融服務會主席等實權人物。在這些有權勢的政客幫助下,國會相繼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商品期貨現代化法》,直接導致金融監管全面失靈。參議員理查德·杜賓曾對此感嘆:“國會簡直就是銀行的地盤。”又比如,通過旋轉門與監管當局結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羅伯特·魯賓在供職高盛集團26年后,先后出任克林頓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財長,離任后加入花旗集團;艾倫·格林斯潘在卸任美聯儲主席后,成為全球最大債券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特別顧問。類似的名單還有很多,華爾街的銀行家們不斷涌向華盛頓,又不斷回到華爾街,已經成為一種傳統。在這種復雜的共生體中,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邊界模糊,不法利益輸送成為常態。當監管者或本身來自于華爾街,或口袋里揣著來自華爾街的巨額獻金,或心里揣著卸任后在華爾街謀個好職位的心思時,真正有效的監管便成為鏡中花、水中月。正是憑借著這些,華爾街的大佬們在經濟景氣時坐享巨額紅利,在危機來臨時則接受政府巨額救助,用納稅人的錢為其貪婪買單。這是對寡頭政治腐敗的生動注解。

  2011年9月,紐約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隨后迅速蔓延至全美各大城市。運動發起者喊出了“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貪婪與腐敗”的口號,反對“資本垂簾”“寡頭聽政”。這場運動正是金融危機以后西方民眾對現有體制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腐敗呈現明顯的合法化趨勢,相較于傳統腐敗形態具有更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

  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主義成熟度不斷提高,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也在不斷“進化”,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貪污、受賄等觸犯法律的傳統腐敗行為在減少,腐敗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各種形式披上合法外衣,或根植于政治體制內部,或游走在法律漏洞之間,表現出更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成為隱匿于海面之下的“冰山”。有學者將這種“文明”“合法”的腐敗稱為“第二代腐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最典型、最嚴重的“第二代腐敗”。泡沫破滅前,累計有1.5萬億美元劣質貸款被包裝成優質金融產品出售,其中既包含著金融機構的“精心設計”、評級機構的“權威認可”,也包含著監管機構的“視而不見”、知名學者的“極力鼓吹”。然而至今為止,從華盛頓到華爾街,從監管者到被監管者,從政界、商界到學術界,幾乎沒有人因危機遭到法律制裁。2011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監守自盜》真實記錄了對華盛頓、華爾街及世界各地多位重量級銀行家、政治家、學者等相關人士的采訪,試圖探究金融危機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體現了部分西方人士對危機的反思和自省。影片特別有一章專門提出了“問責”的問題,并列舉了一連串從金融衍生品創新中撈取巨額好處卻“全身而退”的名單。雷曼兄弟5名高管在2000年至2007年間總收入高達10多億美元,在公司倒閉時卻可以名正言順地留著這些錢。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些狡猾的大鱷們非常熟悉體制中存在的漏洞,能夠自如地游走在法律邊緣,雖然攫取了巨額腐敗利益,卻都能輕松逃避法律制裁,在危機中毫發無傷。據統計,金融危機導致3000億財富憑空蒸發、全球5000萬人流離失所,最終卻注定成為一場“無人負責”的危機。

  除了系統性金融腐敗,旋轉門、政治獻金、游說、任命“金主”出任大使等均屬于“第二代腐敗”。去年以來,美國媒體先是曝出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來用大使職位回饋多位“金主”,從而使大使政治任命的比例攀升至創紀錄的水平。后又曝出國會大面積競選資金腐敗丑聞,議員們利用手中掌握的立法權,長期阻撓有關改革法案通過,為自身濫用競選資金的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華盛頓主流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嘗試將政治獻金、游說等“第二代腐敗”因素納入評價體系,并對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進行了重新排名。結果顯示,美國不再屬于腐敗程度低的國家,而是腐敗程度比較嚴重的國家。

  西方國家加緊把控反腐敗話語權,腐敗成為其構筑貿易壁壘、打壓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借口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掌控著強大的輿論機器,能夠在關鍵問題上把控國際話語權。“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后,那些昨天還在為“中東北非革命”搖旗吶喊、唯恐天下不亂的西方媒體,卻突然間集體沉默了。他們把運動描述成“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把示威者形容為一群“失敗者”“刁民”“暴徒”,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正確”。這些赤裸裸的雙重標準讓我們充分認識了西方民主的虛偽,也使我們深切感受到西方對輿論機器和話語權的掌控力。

  受金融危機影響,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許多國家開始采取更加保守的貿易政策。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開始下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進一步激發了前者維護霸權和舊秩序的野心。在此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在反腐敗領域主動出擊,在多個國際運行機制中輪番拋出跨國(境)商業賄賂、采掘業透明度、受益所有人透明度等新議題,同時著手將腐敗問題納入國際貿易規則體系進行討論,試圖人為構筑貿易壁壘,削弱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比如,目前美國正試圖通過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全面介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維護美國在該區域的戰略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反腐敗的有關內容納入該貿易規則體系,TPP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貿協定。同時,西方國家還試圖進一步主導全球反腐敗合作。《聯合國反腐敗公約》體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很多觀點和主張,一些西方國家用起來顯然不太“順手”,一直就有另起爐灶取而代之的圖謀。美國《外交》雜志刊文,提出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之外,另行制定更具執行力的反腐敗公約,倡導建立類似國際刑事法院的專門法院,主張借此將世界劃分為締約國和非締約國兩大陣營,并對后者采取金融制裁措施。

  此外,某些西方國家還打著反腐敗的幌子搞“民主輸出”,通過其情報機構有目的地搜集特定國家政要的腐敗信息,有計劃地對外拋出并發動輿論機器大肆炒作,致使多國陷入政局動蕩、分崩離析的災難性局面,而他們卻從中坐收漁利。(郭河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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